7月26日，西非国家尼日尔突发军事政变，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宣布解除其总统职权，由军方成立的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这是该国自1960年独立以来的第五次政变，也是时隔13年后再次遭遇政变夺权。
这一突发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联合国安理会在7月28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尼日尔政变，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巴祖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领导人更是于7月30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紧急会议，对尼日尔及参与政变的军人实施制裁，发出了“军事干预”的警告。与此同时，邻国乍得总统穆罕默德·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亲自访问尼日尔，为和平化解政变危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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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来被称作“政变地带”的西非地区，尼日尔是过去两年第六个发生政变的国家。在这个经济困顿、政府失能、宗教极端势力肆虐、域外大国交织影响的地区，尼日尔如同早前发生政变的地区国家一样，面临着重建秩序的难题。
安全恶化、治理不力…尼日尔难逃相似厄运
与以往别国的政变相似，尼日尔此次政变来得既令外界倍感突然，又是自然而然的结果。7月26日早间，尼日尔总统官方推特账号宣称总统卫队在其卫队长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准将的带领下，参与了“反对共和国的示威”，但未能获得其它安全部队的支持。这一声明后来遭到删除：事实上，巴祖姆很快就被软禁，卫兵切断了首都尼亚美的总统府出入通道，一场政变便在这个西非国家上演。
至于军方为何不顾民间部分抗议者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要在此时采取行动，奇亚尼的发言人阿马杜·阿卜杜拉曼在晚间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萨勒赫电视台”发表声明、做出解释。用他的话说，“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治理不力”是将巴祖姆解职、组建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关停国家机关、关闭边界、实施宵禁的理由。阿布杜拉曼宣读声明时，两边站着代表安全部队九大部门的指挥官，这一场景似乎表明政变发动者在军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阿布杜拉曼的讲话无疑凸显了军方与巴祖姆的矛盾，而背后折射出的安全与治理问题远不是字面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包括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塞内加尔、乍得、中非在内的西非萨赫勒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过去十几年来饱受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代表的安全威胁。
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与苏丹草原之间，是阿拉伯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过渡地带，多元文明、多重势力的交织本身就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2011年北约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后，大量小规模武装、雇佣军、私人武装团体借机进入萨赫勒地区，并在客观上促使该地区主要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更加活跃。
在此期间，不少在利比亚内战期间与卡扎菲政权并肩作战的图阿雷格武装人员携带众多武器回到该地区，利用族群矛盾，在马里东北部的基达尔和尼日尔北部的阿加德兹等图阿雷格人聚居地区挑动分离主义叛乱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马里中部、布基纳法索北部和尼日尔西部交汇地区，成为宗教、族裔、资源争夺（甚至包括毒品走私活动）笼罩下暴力冲突的焦点地带。
面对脆弱的安全局势、频发的暴力恐怖袭击，尼日尔约1.2万人的正规军（加上宪兵、国民卫队、警察部队共计5.3万人）显得无能为力。根据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去年尼日尔全国暴力事件同比增长43%，达到214起，造成539人死亡（2021年则有逾千人死于暴力事件）。而在整个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动的暴力事件占整个非洲大陆的40%。
非洲各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分布情况，其中多数聚集于西非萨勒赫地区，来源：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这种情况下，尼日尔高度依赖外部合作与援助，以维系本就脆弱的安全与秩序，尤其是前宗主国、最大援助国和主要军事合作伙伴——法国。去年以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先后对法国驻军下达“逐客令”，于是尼日尔便成为法军在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的新枢纽。法国将尼日尔视为“最后的基地”，结果反而产生了负面效应。正如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一样，由于法军自2014年以来发起的“新月形沙丘”行动（又称“巴尔汗行动”）效果不佳，尼日尔民众对法军由最初的期待转为失望，更是不满其反恐行动低效、却又不时介入本国内政的做法。随着民间反法情绪高涨，被视为亲西方的总统巴祖姆自然成为军方和民间部分反对声音的矛头所指。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针对巴祖姆和该国民选政府体制的政变。早在巴祖姆即将宣誓就职的2021年3月底，军方部分人士便试图武力占领总统府、阻止政权交接，但未能成功。
从直接原因看，当时未遂政变背后是反对派候选人对选举结果不满，然而纵观多次政变的深层原因，正如加纳科菲·安南国际维和培训中心学者埃马纽埃尔·奎西·安宁所说，在于民选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加上腐败的批评声），“长期以来无力应对国内经济挑战（该国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以及安全和政治不稳定”，已经令民间和军方失望，尽管这不能“为政变提供正当性”。
“政变地带”又添一员，尼日尔何以重建秩序？
在“多事之秋”的西非萨勒赫地区，尼日尔是过去两年来第六个发生政变的国家（一说第七个，即算上2021年4月的乍得）。由于高频率的政变事件，该地区被国际媒体称为“政变地带”（Coup Belt）。
显然，无论原因为何，尼日尔此次突发政变都很难得到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认可。除了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本地区的非洲联盟（非盟）和西共体反应尤为激烈。不仅加以谴责、制裁，西共体还要求尼日尔在一周内恢复宪政秩序，否则便会采取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一切手段。
2020年以来西非地区发生政变的国家。 法国《费加罗》报 图然而，尼日尔的两个主要邻国——同样经过政变、处于军政府治下且同样因此被西共体停权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却表现出针锋相对的强硬姿态：两国不仅拒绝响应西共体决议、制裁尼日尔，还声称“任何针对尼日尔的军事干预都将等同于向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宣战”，且此举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破坏整个地区稳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看起来只会加剧萨勒赫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了尽可能降低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威胁，一些国家仍没有放弃斡旋调停的努力。受西共体委派，乍得总统代比亲自访问尼日尔，分别会见了军方政变领袖奇亚尼和被软禁的巴祖姆。代比表示自己的调停努力是为了找到当前危机的和平解决方案，不过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有趣的是，乍得总统府旋即发布了一张代比与巴祖姆的合照，这也是巴祖姆在政变后的第一次“露脸”。
政变后第一次露面的尼日尔总统巴祖姆（右）与乍得总统代比。 乍得总统府 图作为邻国，乍得非常担心尼日尔的危机会波及自身，当然不希望本地区周边国家再度生乱，尤其是在伊斯兰极端势力猖獗、暴力威胁不断的情况下。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不乏“恢复宪政秩序和民选政府”的声音，但奇亚尼已经在政变后宣布自己是尼日尔新的国家领导人，还信誓旦旦地指责巴祖姆政府授权法国袭击尼日尔总统府，以解救巴祖姆。目前看来，军方和巴祖姆很难找到共识（事实上武力政变便是在双方谈判破裂后发生的），代比也不可能指望一次斡旋就能“回归宪政秩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去两年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政变经验表明：在西非地区，军政府统治有着更加稳固的传统，反而比民选政府更难撼动。美国新闻网站Vox指出，成功的政变往往具备一些共性，例如民主机制脆弱，军方和文官政府关系紧张，政府无力或无意提供必要的服务。显然，这些无一例外适用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三国，特别是前两国政变后军政府相对稳固的统治，无疑更会令尼日尔军方认为值得“借鉴”。
不过另一方面，奇亚尼能否达到预想的效果，外界分析人士也有不同看法。首先，“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在同一份报告指出，去年尼日尔因极端组织暴力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同比下降，就这个意义而言，该国安全形势和地区其它国家相比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就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过去一年的暴力事件与损失来看，尽管两国的军政府没有遭到撼动，可它们其实加剧而非缓解了暴力问题。
此外，奇亚尼最开始并没有得到整个军方的支持（尽管他试图营造这种现象），更不要说民间抗议的活动迅速在总统府周边展开。纵然他能命令其卫队暂时以武力平息具体的抗议活动，可这是否足以产生寒蝉效应，阻止未来更多、更大规模的反军政府活动，尚不得而知。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之后，尼日尔再度上演“俄进法退”？
更重要的是，尼日尔的安全与秩序在客观上无法脱离域外大国势力的影响，尤其是以法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和潜在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
在巴祖姆总统时期，尼日尔被视为西方国家在西非的主要伙伴，依靠西方国家援助国防建设，同时美国和法国在尼日尔都有军事基地，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也以不同形式在尼日尔有军事存在或者培训。在经济领域，尼日尔丰富的铀矿是法国和欧洲所依赖的核燃料来源（满足法国15%的铀需要和欧盟20%的铀储量）。加上对于移民危机的缓冲地带作用，稳定、亲西方的尼日尔无疑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伙伴。
政变之后，外界无法忽视尼日尔潜在的变数。马里和布基纳法索都在政变之后见证了法国势力的消减和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影响力的加强，加深了外界关于俄罗斯与法国在非洲争夺影响力的猜测。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瓦格纳集团参与了尼日尔政变，但其领导人普里戈任在事发之后发表“尼日尔人民与殖民者斗争”的言论，与奇亚尼的政变正当性论述，腔调不无相似之处，最近他宣布暂停招兵、重点关注非洲，也很难不让人猜想瓦格纳未来可能在尼日尔布局。在反法氛围日益浓厚的尼日尔，支持政变的民众甚至身披俄罗斯国旗服、在法国大使馆外抗议，高喊“俄罗斯万岁”，也体现了该国民众中不乏欢迎俄罗斯的情绪。
综合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尼日尔在政变后何去何从，不仅考验着该国政坛和军方领导人的智慧和决心，也取决于域外诸多大国的动机和行为。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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