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这是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乌两国领导人首次电话会谈。无疑，这次通话被国际社会赋予了特殊意义。欧美各国纷纷公开表态，虽然各方回应的侧重不同，重视程度不一，但总体上对此次通话都持欢迎态度，只不过出于各自利益而有所保留。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以及巴西总统卢拉相继访华，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到调解俄乌冲突。因此，如何理解在这个时间点两国领导人通话？对俄乌局势将带来什么影响？中方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意味着什么？怎么分别看待欧美国家、欧洲内部对中国发挥影响力的微妙态度？观察者网采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观察者网：北京时间4月26日下午，中乌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自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电话会谈，可以说这是外界期待已久的对话；您如何评价在这一时间点进行的通话？可以被视为一种回应吗？
赵隆：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中乌领导人通话被外界赋予特殊含义。个人认为，此次通话至少反映出三个“没有变”。
第一，中国对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没有变。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先后宣布建立“全面友好合作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取得长足发展。2021年，中乌双边贸易额达到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双方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进展顺利，而这种合作的出发点是助力两国各自的发展振兴，不应受到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的干扰。
第二，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没有变。两国再次确认，“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是最早承认乌克兰独立的国家之一。泽连斯基总统重申乌克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立场，表明“相互尊重”成为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原则。
第三，中国秉持客观公正态度，推动劝和促谈的决心没有变。习主席全面回顾了此轮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以贯之的态度和立场，既强调对话谈判作为最终出路的必然性，也突出反对核战争、共同管控危机避免失控的必要性，以及寻求欧洲长治久安之道的紧迫性。这种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表态，有力驳斥了有关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逃避责任”“偏袒纵容”“从中渔利”等谬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资料图来自泽连斯基官方INS
观察者网：中方表示将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这一举措意味着什么？您觉得哪些方面或者说相对优先级的问题，有望可以先行沟通或有所作为？
赵隆：委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表明中国的劝和促谈从立场宣誓走向具体实践。这不但呼应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实现和平的呼声，符合各国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期待，也建立在当事双方对于中国的信任之上，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的结果。
但同时，我们不能对“停火—对话—谈判—和平”这一复杂、漫长的过程抱有理想化期待，不能放弃循序渐进、平衡兼顾的原则，更不能放任部分国家将责任强加于中国一方，并继续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从而增加中国在劝和促谈进程中的挫败感。
就优先级而言，一方面是可通过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深入沟通，了解双方的核心、重大和一般关切，帮助梳理其中的根本分歧、有限共识和妥协空间。另一方面，可按照由易至难的方针，在确保核设施安全、互换战俘、延期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等问题上形成更多建设性安排。
中国有句老话叫“万事开头难”，中国通过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的举措，目标就是开启劝和促谈的“从0到1”这一关键进程，争取形成“促和”压倒“求战”的主流叙事。
观察者网：中乌领导人通话后，俄、法、美等国都对此做出了表态；如何看待目前各方的回应？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欧时常呼吁中国应发挥作用、应对俄施加影响，怎么理解美欧所谓的“期待中国发挥作用”，是“有限期待”，还是拉中国入局？
赵隆：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欧洲国家的“厌战”情绪和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促和”意愿同步上升。然而，出于不同利益诉求和政策优先，各方对于和平的定义与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存在分歧。
例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恢复1991年的乌俄边界”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反对尽快结束危机，但提出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承认“新的领土现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以俄完全撤军、维护乌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先决条件的“持久的和平”；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帮助乌克兰实现“公正的和平”，而不是屈服于武力的谈判。
在美欧看来，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决策和行为方式存在特殊影响力，这既是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是部分政客将中俄捆绑，炮制所谓“轴心论”的话语陷阱。
部分国家“期待中国发挥作用”的核心，是希望中国投入更多的政治和外交资源，按照相关国家设置的条件说服俄罗斯做出妥协；但与此同时，又不愿让中国在和平进程中抢占先机，轻易复制“沙伊和解”式的外交成果。
可以说，这些国家在“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问题上，依然存在“既要……又要……”的矛盾心态。
4月30日，乌克兰副外长安德烈·梅尔尼克在接受德国《柏林摩根邮报》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有其自身利益所在，但相信其仍能发挥调停作用并带来和平。
观察者网：最近外国领导人陆续访华，多次提及俄乌。最受关注的是马克龙的中国行，最近彭博社援引消息称，马克龙计划携手中国，共同促成俄乌和平谈判，法国认为今年夏季有可能促成谈判。报道的具体细节有待确认，但结合近期马克龙在中国的表态来看，对于类似上述的设想——中国携手法国或其他可能的欧洲国家促谈，前景如何？有何困难？
赵隆：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法国一贯强调保持沟通、严防局势失控的重要性。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呼吁在和平协议中避免“羞辱俄罗斯”，也因此受到东欧国家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马克龙依然主张在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对话。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也表示，法国寻求保持与俄罗斯在各个层面的联系，就关键安全问题不受阻碍地交流信息。
关于外媒报道的中法联合制定谈判框架的传闻表明，两国在劝和促谈问题上的共识多于分歧，也表明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得到认可。如果传言为真、且这一初步框架得以建立，那么就前景而言，框架必将为和平进程注入重要活力。
但我们也要承认，欧洲内部关于和平条件存在多种声音，即便作为欧盟“双引擎”的法德两国都没有形成共同立场，而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以及新晋加入北约的北欧国家，是该框架能否得到欧洲认可的重要变量。更何况，美国也尚未正式拿出详细的“和平方案”，法国能否凭借一己之力扭转这种混乱局面，恐怕是个未知数。
观察者网：另一位是巴西总统卢拉，他在访华期间提出建设“停战G20”，也曾提议金砖国家应参与协调，总的来说这是全球南方力量提出的一种方案，您怎么看这些提议？其可行性有多大，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讲，更多扮演的是“氛围组”角色，还是确实能撬动事态发展进程？
赵隆：毫无疑问，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全球南方力量，是此轮危机造成的负面外溢效应的主要受害方，但从真正决定危机走势和终局的角度看，依然属于外围力量。
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相较于冲突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方，全球南方力量在乌克兰危机中以“积极中立”形象示人，绝大多数国家并未参加针对任何一方的军事援助、单方制裁、问责追责等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克制方式缓解危机、恢复对话，这成为相关国家在当事方之间扮演沟通桥梁的独特优势，其角色远远不只是烘托氛围或制造话题。
总体而言，参照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二十国集团模式，建立以全球和地区大国组成的“停战G20”促进和平的想法值得肯定。
但鉴于直接当事方的态度，尤其是俄罗斯不接受美、英、法、德等“冲突参与者”作为中立调停方的立场，更为实际和有效的做法是可以将部分具有重要影响力、劝和促谈意愿和行动能力的中立国家作为主体，构建“G10”联络组（工作组）机制，分别与俄、乌、美、欧四方进行直接沟通，帮助其建立稳定的间接联络机制，以务实的方式交换意见、设置条件、划设红线，就局部（全面）停火、撤军维和、领土主权归属、战后重建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展开分阶段沟通，为最终当事方恢复直接对话与谈判打好基础。
观察者网：您觉得欧美社会如何看待南方力量参与俄乌冲突，比如说不久前中国协调沙伊复交，再如中国与拉美、中东之间的新发展，欧美社会在认识中国等非传统国际势力斡旋地缘政治会产生新的看法吗？
赵隆：在中国斡旋下实现的“沙伊和解”，不仅为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重大利好，为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提供重要示范，也成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成功实践。同时，为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冲突的缓和提供了选项，表明建设性对话与和谈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的最佳途径。
这种积极效应不但投射至各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看法之上，也增加各国对于中国作为“和平促进者”的认同感。
但需要明白，复杂问题不存在单一解决方案，在劝和促谈的具体方式和进程上无法简单复制，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这类既具有复杂历史和现实原因、又事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的重大问题；如何找到实现真正和平的最大公约数，需要各方形成“善意合力”，真正解决当事方的核心关切，以及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而不是通过施压威胁达成某种脆弱妥协。
从这点上看，由于危机延宕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民族间仇恨，导致从停火谈判走向和平和解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对中乌领导人通话一事作出回应
观察者网：结合近期战争局势，有望如马克龙所设想的那样在今年夏天开启谈判吗？最近，美杜莎发文分析了当前俄乌战争的形势，认为双方手中都有一定筹码，但西方快速果决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战争局面。
赵隆：综合各类因素看，面对越来越强烈的和平呼声以及美欧内部关于“何为终点”的激烈辩论，乌克兰的“春季攻势”恐怕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俄罗斯也希望通过固守死守，来挫败乌军全面收复失地的士气，双方都将此视为争取谈判筹码的关键窗口期。
而在此轮“决定性战役”后，当事方对于自身的战略目标和能力边界可能有更为准确的认识，对于恢复对话的意愿也有望同步提升，尤其为谈判设置的先决条件可能更为理性。
此外，随着俄、美、乌三国逐步进入明年总统大选的节奏，各国内部对于阶段性结果的需求也更为强烈。这些因素的综合叠加，决定着重启谈判的适当节点有望在年内到来。
观察者网：不过，欧美国家对于“早日结束战争”一事都持认可态度吗？各自最关注的利益点可能是什么？其次，马克龙最近的行为是否会影响西方的一致性与军援力度？再次，俄乌当事双方的博弈，以及乌克兰与西方伙伴的博弈，如果中国劝和促谈，如何处理这几组关系，同时又不损害自身利益？毕竟在中美关系紧张之下，参与本身就更为复杂。
赵隆：应该说，美欧对于“早日结束战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面对所谓“不正义和平”和“正义战争”之间的关键抉择，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依然倾向于后者。
不过，对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而言，和平和战争之间的选项无需额外增加前置条件。
需要看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的确肩负着促进和平的使命，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等问题上不能“缺位”。但作为非当事方，中国也不会在涉及历史、民族、甚至领土主权等复杂问题上“越位”，以裁判官、代理人的形象强行介入调停，甚至把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强加于人。
对于所有劝和促谈的非当事方而言，这种角色平衡和政策红线都需要把握。
